如果路遇小悦悦你知道该做什么吗

如果路遇“小悦悦”，你知道该做什么吗

本报记者王潇 　　“路人不上前”，许多时候是因缺乏专业急救知识，不敢上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少普通市民具备专业的急救证。我国几大城市的机场，都配备电击除颤的急救仪器AED，但基本束之高阁，“怕被偷”。在日本，AED常放在自动贩卖机下，一拎出就联网报警；在美国，没有AED，大型商店就不能开张。 　　如果在心跳停止4分钟内实施急救，抢救成功率为50%；8分钟后急救，成功率10%；10分钟后急救，成功的可能性仅1%。这4分钟被称为救命的“黄金时间”。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急救似乎只是表面文章——“我没学过医，能做什么？就胸口那么压几下，有意义吗？”但专家说：“太有意义了！” 　　在上海，已有专业的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课程、证书，正期待更多普及。 　　单膝跪地；见老人无反应，立即将其翻身； 　　发现老人有呼吸后，就开始寻找其身份信息，同时单手托住脖子保护颈椎； 　　沉着、冷静、有信心。　　“就凭这几点，这位小伙子一定接受过现代专业的急救培训。”美国心脏协会大中华地区区域主任导师刘小娥仔仔细细看完浦东救人哥的视频评价道。 　　8月24日，这名年轻人在浦东新区洪山路上对一名晕倒在地的老人施救，过程被路人拍下，因其不愿透露姓名而被网友称为“浦东救人哥”。 　　对于他的行为，央视《新闻联播》给足3分23秒报道篇幅。 　　网友用344万条微博接力去搜寻他的名字。 　　有人赞叹，这是一种“凡人善举”！但视频中，小伙子专业的手法、冷静的举动，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善举，更是一种在储备了专业知识之后的习惯。 　　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为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世界急救日”是9月8日，就是后天，主题是“生命高于一切”。 　　“路人不上前”，许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专业急救知识而不敢上前。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少普通市民也具备专业的急救证。 　　而在上海，真正专业的急救培训，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在一座城市，任何意外的现场，第一个到达的，不可能都是专业急救人员。大多数时候，围观者总感到手足无措。 　　8月10日，上海新华路淮海西路口，一老人躺倒在地，满头是血，周围人除了拨打120不知如何是好，只有一位外籍妈妈拿出毛巾垫在老人头下。一围观者描述当时的心情——“有彻骨的无力感”。 　　5月23日，上海地铁2号线中山公园站内，一男子突然晕厥倒地，现场围观者除了等着地铁站的急救员，只能“干着急”，后来是一法国小伙主动上前，将其侧卧，让呼吸道通畅。 　　…… 　　浦东新区曾有一项对1.2万名市民的调查问卷显示，面临突发事件、发生危害状况需要急救时，74%的人会选择报警，18.4%只会大声呼救，96.3%的市民把救人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 　　“仅仅拨打120是不够的，”复旦附属儿科医院重症急救科主任陆国平说。 　　在很多医疗发达的国家，基本急救技能是要求人人都会的。“为什么要人人都会？因为心跳呼吸停掉4到6分钟，再去思考、再去叫人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在心跳停止4分钟内实施急救，抢救成功率为50%；如果在心跳停止后8分钟实施急救，抢救成功率下降为10%；如果在心跳停止后10分钟才实施急救，抢救成功的可能性仅为1%。这4分钟被称为救命的“黄金时间”。 　　经历过生死的人尤其能体会这种焦灼。 　　一位参加过刘小娥培训的学员很痛苦地回忆，就在她上课前不久，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吃葡萄卡住喉咙，周围没一个人知道该怎么急救，等120到达，孩子已经不行了。“如果孩子妈妈之前上过这课，知道海氏手法……说不定孩子还有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了急救知识，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忙。”瑞金医院急诊部主任陆一鸣说。 　　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急救似乎只是表面文章——“我没学过医，能做什么？就胸口那么压几下，有意义吗？” 　　“太有意义了！”陆国平说。一次，一家地方医院打电话来请求会诊，说刚刚收治了一位“暴发性心肌炎”的患儿。做了这么多年医生，他当然明白暴发性心肌炎的危险和进展迅速。但等他赶到当地，虽然孩子依然不好，但眼前的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糟。 　　后来他得知，是一位幼儿园老师在120赶来之前，为这个孩子做了20分钟的胸外按压。胸外按压的意义是，在心脏停止工作或微弱工作时，让血液在人工的按压帮助下进入脑子，为大脑供氧。 　　这20分钟按压的意义，只有陆国平心里清楚。“如果没有那位老师，这个孩子的生命很可能就没有了。”他在临走前，叮嘱幼儿园园长一定要好好嘉奖这位有急救意识的老师。 　　“想象你眼前的这个模拟人就是突然倒地的路人，你要抓紧时间救活他！” 　　清晨，两位男子正在公园晨练，突然其中一位毫无征兆地倒地，不省人事。另一位紧张万分，大声呼救……这是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培训课的开场。这种真实的场景迅速将学员拉入“紧急状态”。 　　9个模拟人在地面排开，按照录像中的场景，两个人须互相协助，抢救倒地的伤员。 　　“用力！注意深度，要保证胸骨下陷至少5厘米，要注意让胸廓完全回弹！要快！每分钟至少100次！”导师金芸一遍遍向跪地练习的学员强调真实的场景，希望他们认真对待每一次按压。 　　“绝不能只做做样子！”她说。 　　30次按压，2次吹气。做完5轮，换人继续按压。4.5小时的课程才进行到一半，18位学员已经大汗淋漓。“我们每堂课人数不超过24人，导师学员比例需达到1∶6，学员与操作模拟人按3∶1配备，就是要让学员最大程度地练习操作。”金芸说。 　　金芸要求施救者必须在现场大声喊出救人步骤，连病人脉搏的跳动次数都要喊出来——“这可以规范自己的抢救行为，更是为了告诉旁观者，我这是在标准化操作。” 　　“很有实战的感觉。”张智业说。这名高中生是看到了5月一次地铁路人摔倒的新闻后，主动报名参加这堂急救培训。 　　这是由美国心脏协会提供的培训课程。这家美国的非盈利性机构早在1924年成立，开始是由6位心脏病专家组成，他们一起研究如何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之后发现，行之有效的救命方法必须争分夺秒走入社会。1930年起，他们开始对公众开设教育项目。至今在世界各地成立了2600多个培训中心，拥有225万志愿者。 　　美国心脏协会颁发的“心脏救护员”证书只有两年有效期，根据最新的临床知识，急救程序和指导也经常变化。每5年，美国心脏协会都会邀请权威专家会聚一堂，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新的研究结果拿到桌上讨论，对原有的操作指南作出改进。 　　有些改变是从施救者的角度考虑。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很多人不愿意去做心肺复苏是因为害怕“人工呼吸”环节，这实际上耽误了对伤者的救援。随即，美国心脏协会在2008年的指南告诉施救者，单纯按压而不给予人工呼吸也是可以的，因为研究证明对于非医疗人员来说，单纯的按压和同时给予人工呼吸救活伤员的几率相差并不大。 　　“吾听吾忘，吾见吾记，吾做吾悟。”在美国心脏协会的本土培训课程当中，这句名言被美国导师反复引用。 　　前不久，刘小娥刚收到了一封“忏悔信”。 　　写信人是一位之前接受培训的学员，当时是被公司统一安排来培训，“思想上没有当回事”。结果紧接着的一天，她的儿子在骑车时不小心摔跤，头部着地，满脸鲜血。一下子，她头脑一片空白，束手无策，“把课上学的内容全忘了”。 　　在这封长长的邮件中，她反省自己“没有好好学”，希望“认认真真地再学一次”。 　　刘小娥也在不断地总结改进自己的上课方式，她觉得拿出生活中的案例能加深学员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急救培训永远都应该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纸上谈兵”。 　　如果再次遇到“小悦悦”，你清晰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这是刘小娥的急救培训课上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问题。 　　学员开始总是茫然的，在她的引导下，逐步在脑中形成清晰的步骤： 　　第一步要保护现场安全，如果能这样做，小悦悦就不会被后面的车再次碾压。第二步看看小悦悦的情况，如果不妙，就立刻拨打120。第三步判断是否需要心肺复苏，需要则立刻开始；如果不需要，则查看是否需要止血；同时要注意不能随便搬动车祸病人。 　　“如果脑中没有这样的步骤，也许在下一次，我们还会是手足无措的旁观者。” 　　她又提到新华路上那位摔倒的老人，尽管不能随便搬运，但起码可以蹲下看看他能否说话，询问其情况，“做，总比不做强！” 　　在上海，急救培训离普通市民似乎并不遥远，一些项目、课程已在很多社区、公司展开，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现在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抢救前要摸摸脉搏。”曾上过一次急救普及课的马小姐说。而刘小娥说，紧急情况下，让一位非医务人员判断伤者的脉搏其实非常困难，美国心脏协会最新的指南甚至对非医务工作者取消了这一步骤。 　　又如包扎，不需要花费功夫口舌解释“反折包扎”等专业术语，也不必介意包扎得好看不好看，“能固定止血就行，如果没有夹板，就拿报纸也行啊！” 　　在实际的救人过程中，直接、简单的方法最有效。 　　急救培训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那几个动作，或是包扎成什么样子。培训更是给人们挺身而出的意识和勇气。刘小娥说自己教课的目标就是，“学生走出课堂，就拥有救人的知识和自信。” 　　只有通过法律法规保证“施救者免责”，才能让好心人放心救人。 　　在培训课程上，张智业第一次听说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这个名词。其实早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很多场馆都配备了这个仪器。 　　这种仪器可为发生心脏骤停的病人提供电击除颤，促使心脏恢复正常有节律的跳动。“早一分钟对心脏骤停的人使用AED，救活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这种听上去“很专业”的机器，张智业只用了半小时就学会了使用。 　　在国内，几大城市的机场都配备这种仪器，但基本束之高阁，并且被锁住，原因是“怕被偷”。有一机场2008年起安放了多台AED，但从没有用过。不是没有使用的机会——仅2010年发生在这个机场的猝死事件就达22起，其中16起为心脏性猝死。 　　“一方面是普通人不会用，一方面也是法律问题。”陆一鸣解释说：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只能医务人员或持急救资格证人员才可使用，“就意味着，AED很可能只是一个摆设。” 　　在日本，AED常放置在自动贩卖机的下部，只要一被拎出，就会自动联网报警，加快急救的应急反应速度；而在美国，AED就像消防设施一样必备，没有它大型商店就不能开张。 　　事实上，在美国，AED的普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美国医院早在1979年就开始应用AED，1990年，随着对医院外心脏性猝死的进一步认识，有专家提出在公共场所应用。美国公共健康官员迈克·泰格一直致力于将AED应用在警车和消防车上。 　　巧的是，1999年，他在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4小时旅途中感到不适，手臂突然垂落，一头栽倒，乘务员立刻用飞机上的AED救了他一命。 　　而这台设备恰巧两天前刚刚装到此架飞机上。 　　之后他更加开始呼吁公众重视AED，于是白宫也开始配备。翌年，一位参观者在白宫突发室颤，正好用上白宫配备的AED，才免于一死。2000年5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全美电台发表了推广AED的演讲，“今天我要高兴地告诉大家一种能挽救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新方法，它可使发生心脏骤停的人劫后余生……预计它每年能挽救2万美国人的生命……” 　　随即，美国颁布法案要求在全美主要公共场所必须配备AED等急救设备。 　　陆一鸣很期待，在我国，AED能走进更多的公共场所，也能尽快让普通人可以使用。 　　万一救人不成功，是否要担责任？这是很多接受培训学员心中的疑虑。 　　在美国，只要急救提供者的治疗不超出培训或认证之外，会受到好撒玛利亚人法律保护。该法律保护那些选择服务和照顾伤患的人。在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此类法律还进一步要求公民必须帮助遭遇困难的人。 　　而在中国，尚未有国家层面上统一的急救法律。现行的民法通则仅对公共急救行为做了较为原则、笼统的规定。刘小娥说，这类法律、法规的建设迫在眉睫，只有通过法律法规保证“施救者免责”，才能鼓励更多公民救助他人。 　　从人工呼吸到心脏按压，这些划时代的急救技术，推广却花费了几十年。 　　有了在美国的基础，美国心脏协会的“种子”在中国传播得相对迅速。 　　2007年，美国心脏协会正式在中国大陆开课。“那时还没有教材，当时用的是一本叫《现状》的研究报告，都是讲急救操作指南背后主要的科学依据。”刘小娥说。 　　她和陆一鸣都算是大陆地区的“元老”，此前直接接受美国心脏协会的培训，随后给中国医生授课。短短5年，美国心脏协会已在大陆建立60个培训中心。他们这些“元老”也都成为了主任导师。“在上海估计有六七位导师。”刘小娥说。 　　导师们都是志愿者，也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比如刘小娥是一家外企的临床教学人员。他们认识的一位香港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导师，其本职工作居然是毫不相干的计算机程序员。 　　目前美国心脏协会的培训在中国对医疗人员的推广较多，但是对公众的推广进程却远没那么顺利。 　　美国心脏协会的培训费用不菲，两项面向公众的课程都在500元左右，人们会倾向选择收费更便宜的课程。“我们努力所做的推广往往需要以慈善的方式。”刘小娥无奈地说。 　　她曾在来福士广场办过两期免费的急救培训，人工呼吸的过滤膜甚至要自己掏钱购买。 　　导师不够，“有没有人做志愿者？没钱的！”她调侃着问周遭的培训导师们。 　　响应声一片。 　　而白领们对培训的需求之大也超出他们的想象。两期，每次20人的名额，瞬间被抢光。报名邮箱里满满的请求加塞的理由，均被刘小娥一一婉拒：“不能因为是做慈善就影响培训的质量。” 　　在复旦附属儿科医院，已培训的1000人中，只有3个人是非医务人员。“主要是我们没有主动做宣传。”重症急救科主任陆国平说。但他的想法很实际——目前还不求全民培训，起码中小学的校医、一些大型社区的保安等能够先接受培训。他们遇到意外事件的概率更高，参与急救的机会更多。 　　最近，徐汇区教育局主动联系陆国平，与他们合作培训120多名中小学校医。因为校园内曾出现过学生发生意外事故而未能及时抢救的事件。 　　“只要意识有了，推动就不是问题。”陆国平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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